mile米乐1982年，澳大利亚的生活水平还是比我们国家要高一些的，但西餐没有中餐丰富。当时外汇非常紧张，澳大利亚的东西特别贵，我们几个人在澳大利亚一分钱没花，我回香港买了个手提英文打字机，其他的都没买。

　　马家润，1930年9月出生于北京。1950年1月进入北京协和医院家政科工作，1950年4月转入病案科，1952年9月调入北京协和医院工会职工业余学校任文化教员，1954年1月调回病案科，1979—1991年任北京协和医院病案科副主任。

　　曾任国际病案组织联合会联系会员，中华医院管理学会（现中国医院协会）、中华医学会北京分会理事，中华医学会北京分会病案管理学组第1、2届组长，第3、4届名誉组长，1988年当选为中华医学会医院管理学会病案管理学组副组长，后担任中国医院协会病案专业委员会第2、3届副主任委员mile米乐。2000年任《中国病案》杂志副主编。

　　主编《协和瑰宝 病案芳华：协和百年病案发展回眸》，参与编写《医院疾病及手术操作分类实用手册》，参与编译《国际疾病分类》ICD-9、ICD-10、ICD-9-CM-3，曾参加《病案信息技术》资格考试指导书籍的编写和考试命题，参与全国病案管理培训班的讲义编写和课程讲授。先后发表专业文章20篇。1954年荣立三等功。2002年获中华医院管理学会病案管理专业委员会中国病案管理事业终身贡献奖。

　　马家润（以下简称“马”）：我叫马家润，1930年9月18日出生在北京。我父亲比较重视文化，我6岁时就被送到一个私塾的老师家学《三字经》《百家姓》，打下了一些基础，7岁到象鼻子中坑小学[1]，1944年毕业以后就到了北京市第27中学，一直读到高二。1948年，因为家里经济不好，哥哥还要上学，我就辍学了。当时正好北京协和医院复院，要招人，我父亲有一个朋友跟协和医院联系比较多，看我在家没事做，就给我报了名，但当时也不知道到医院要做什么。1949年经过查体后，协和就通知我1950年1月2日到家政科上班，做清洁工。

　　马：当时家政科从工作到生活管理都是非常严格的。在协和工作不能吃带有异味的东西，比如蒜，不然会影响病人；走路不能穿硬底鞋，不然走路的声音会影响病房的安静；不能大声喧哗，不然影响整个医院的环境。

　　当时工作人员分成七级，最高是一级。像我们病案科老主任王贤星[2]大概是四级，一般初级事务人员是六级，清洁工是七级，所以我做清洁工和早期在病案科工作时都算是七级工人。临床是另外一套体系，分为教授、襄教授、副教授等。

　　马：我做清洁工时，在门诊病案科看到一排排病案架子，很好奇怎么能一下从这么多架子里把病案找出来，病案科的同志就给我介绍病案管理的情况。听说王贤星主任比较仁慈，员工犯一些小问题他基本是批评教育，不像有的领导直接就把犯错员工开除了，我觉得这个人还挺好的。1950年3月，病案科要招收一名病案管理人员，我就报名了。当时有9个清洁工应聘，有的年纪比我大两三岁，有的跟我同岁。考试时副院长监考，王贤星主任也在那儿监考。

　　先是笔试，考时事、英文单词等，因为我离开学校时间不长，有些英文单词还能记住。笔试后就是口试，副院长、王贤星主任等大概四五个人在那儿，挺严肃的，我们都是单独进去口试。轮到我时，是老主任提问，他是湖南人，他说话我听不大清。我记得考一个“龙”的拼音，我听不清，我很仔细地问他，您说的是光荣的“荣”，还是大龙的“龙”，他告诉我是大龙的“龙”，我给他拼成“龙”是“long”、“荣”是“rong”。后来我就到了病案科做病案管理的工人，负责找病案、送病案这些工作。我想，为什么把我给录用了，可能是我比较认真？但我一直没问过老主任。

　　马：我是1950年1月2日到协和医院工作的，当时协和是美国人管理，1951年1月中央人民政府接管了协和。接管前后这个阶段变化还不是太大，但从我们每个工作人员来讲，原来在协和稍有一些不规范的行为就有可能被开除，但政府接管后在当时相当于拿到“铁饭碗”了，大家心情都比较愉快，就更愿意努力完成自己的工作任务。

　　1951年前后，医院的很多高级知识分子纷纷加入了中国，包括后来担任我们世界卫生组织疾病分类合作中心主任的冯传宜副院长[3]。

　　马：我最开始是在门诊病案室，主要负责门诊病案的查找、运送，1951年下半年我被调到住院病案管理那边做晚班、夜班。当时有一位叫杨国城的老师，他带了我一段时间，给我讲了一些在工作中必须了解的病案管理知识。1952年9月，因为“扫盲”[4]需要，我被调到协和职工业余学校，做文化教员。1954年1月，因为总医院开院[5]，杨国城老师负责那边整个病案管理工作，我又被调回病案科。

　　因为我当时就是一个高中生，不太了解怎么做统计工作，王贤星主任特别好，耐心地教我。他把我带到办公室一点一点解释，鼓励我问问题。只要我问，他就从头到尾讲，问一句能给我讲几百句，讲得非常清楚、详细。

　　马：1952年9月18日，医院工会成立的职工业余学校需要文化教员，当时招一个高中生很不容易，干部处处长就让我去。因为我当时是共青团员，听党话，就义无反顾去了，负责高小数学和速成识字教学。对很多人来说，扫盲识字时，要把拼音字母连着念很难。因为我在病案科工作时，姓名索引排列是按罗马拼音顺序的，我对b、p、m、f什么的比较熟悉，正好那时候祁建华[6]创办了速成识字法，我知道可以用汉字发音来代替拼音发音教大家，比如用“八”代替ㄅㄚ，一个声母、一个韵母。我就利用在病案科学到的知识，把三十几个国音字母用病案科的废卡片给学生和4个辅导老师共约50人每人做了一套卡片，帮助他们学习识字，对此我们主讲老师还是挺高兴的。1954年，在军委卫生部建制时，医院开展立功创模运动，我还因这段时间的工作和王贤星主任一起荣立“三等功”。

　　王：王贤星主任最早参与了协和病案科的创建，关于他有没有让您记忆犹新的故事？

　　马：北京协和医院1921年7月1日正式开始接收门诊病人，但1921年1月26日，医院部分病房已经修建好并开始接收住院病人了，第一个住院病人是一个外国人，协和医院的病案管理也就此开始。在此之前，北京施医院[7]也有一些病案，但没有人专门管理，王贤星主任就把北京施医院和协和医学堂的病案全都收集来进行了整理，建立了姓名索引、编号，装订成册，保存了起来。20世纪80年代还有一个北京施医院的老病人来看病，我们还帮着把他的老病案给找出来了，那个病人当时特别高兴，充分说明保存这些病案是有作用的。

　　1941年，日本占领了北京协和医院，侵略军中有一个叫松桥堡[8]的日本人，他碰到了王贤星主任，就告诉王主任说他们要把病案送造纸厂销毁。王主任听了以后非常气愤，不顾自己的安危与松桥堡分辩，“协和这些病案是有用、有价值的东西，你们销毁了会是多大损失，放在那儿对你们有什么影响？”过了一段时间，松桥堡又碰到王主任，说，“你的病案我们不销毁了”。这样，所有1942年以前的病案才得以完整保存下来。1948年复院前，医院把病案重新整理了一遍，最后发现只丢了4份。

　　马：协和建院之初mile米乐，病案管理和统计是分开的。但因每一位门诊、住院病人的所有就诊相关情况都会记录在病案上，病人来医院、转科或离开医院使用或归还病案都会有登记，所以病案科能准确收集到相关数据，因而上报的数据也是相对准确的。所以到建院后第四年时，病案科就把统计工作完全接管过来了。

　　从医学科学角度来讲，当时协和认为病人出院不一定意味着这个病人是痊愈了，出院病案上记录的出院转归都是“好转”或“已治”，当时有一个“治愈率”指标是在出院后随诊计入统计分析的，在病案上是没有体现的，所以协和也没有统计。到1954年，军委卫生部进行检查，发现北京协和医院没有统计“治愈率”，就在全军通报。1957年卫生部接管协和，王主任和我到统计处，跟统计处处长谈这个，最后定了个“临床治愈”的概念。所以1957年以后，北京协和医院开始统计“临床治愈”这个数据。

　　马：张孝骞教授[9]很重视病案信息管理，他要求实习医师首先要从规范病历书写开始锻炼临床技能，从采集病史、拟诊讨论、分析到诊断都有严格书写规范。池芝盛[10]教授也很重视病历书写，每隔一段时间，他要到病案科把他带的年轻医生的所有本期出院病人的住院病案都找来，一个一个细致分析，规范他们的病历书写。记得有一个姓陈的医生，有一次病历讨论会后，就看到他红着脸走出来了，我就猜到他可能因为病历写得差被批评了。

　　那时候就有出院病历讨论会，不仅帮助年轻医生规范病历书写，更是一次临床教学。比如吴蔚然教授[11]是每个月或每半个月把这一段时间出院病人的住院病历准备好，带着年轻大夫一个一个讨论，每一次讨论会都有十几个来自不同科室的医师来参加讨论。病历全都完整了，主治医师签好字，病案科才能做疾病分类编目和手术操作分类编目。不完整、没有签字的病历我们都要追着负责医师把病历补齐才行。

　　马：军委接管后，我们有一系列更名，但病历表头基本就是“中国协和医学院附属医院”“北京协和医学院附属医院”。1957年医院更名为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但为了病案管理的一贯性，我们病历表头没有加“中国医学科学院”，一直是北京协和医院。“”时协和医院改称“反帝医院”，我们病历的表头也改成了“反帝医院”。1972年尼克松访华，在1972年的1月1号，经周恩来总理指示，医院改名为“首都医院”，我们在元旦就加急把病历表头的反帝医院改成了首都医院。

　　马：协和病案保存到今天并非一帆风顺。20世纪60年代初，三年自然灾害，国家物资匮乏，医院一位副院长想把病案送造纸厂造纸。协和在1922年就成立了病案委员会，主要是找一些医学专家做委员，负责管理病案规范书写、排列方法等。在王主任带领下，我们找到病案委员会的专家来共同商讨。过了一段时间，董炳琨院长[12]来问老主任说，“我就问你一句话，病案能不能销毁？”老主任斩钉截铁回答：“不能销毁！”董炳琨院长就回他，“你甭管了，我去做工作。”这样才把这些病案保存下来，这是一次。

　　“”期间，很多造反派提出“砸烂旧协和”，不止一次提出要把病案销毁，认为那是“封资修”的东西。在一次学习会上，有个清洁工就逼着王主任说，“你那些病案扔在那儿有什么用，占了那么大的地方。”当时老主任是靠边站的，只能说可以销毁。在这个情况下，因为我在协和受党的教育多年，也在老主任带领下工作多年，我就指着老主任说，“你干了这么多年的病案管理工作，这些病案真的没用吗？”把老主任问得脸特别红。当时我真是违心问的，但那种情况下，不得不这样，也总算勉强把病案保存下来了。

　　还有一段时间，也是纸张比较缺乏，有人又提出把病案送造纸厂支持国家建设，我就建议老主任到国家档案局去问问，因为病案不是医院的，是国家的，后来这个事也无声无息了。再后来军宣队也提出要销毁病案，我们的徐先超老师说病案要销毁必须有负责人签字，你签一个我销毁一个，结果谁也不敢签字，这样才保存下来。

　　当时因为病案的事儿我们没少挨骂，但因为了解、知道病案的作用，我们几个老同志冒着“反革命”的名声，也尽可能地保护病案。

　　马：改革开放前，很多医院都不太重视病案管理，很多人也不太了解。1981年，卫生部郭子恒副部长[13]在全国各地考察时发现很多医院都没有病案，所以也根本无从管理。当时卫生部就准备召开全国的病案管理学术会议。作为筹备组工作人员，我参与其中，一起推广病案统计方面的工作。

　　疾病分类方面，协和的疾病分类是从1921年建院起建立的。1927年，协和编写了《疾病、病理情况和手术、操作名称》来指导临床规范书写疾病和手术名称。到了1935年，协和采用了美国医学会《疾病和手术标准名称》进行疾病和手术分类编目。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医学会的版本已经有很多局限了。1979年开始，我们结合北京协和医院具体的疾病和手术的情况，编了《疾病分类及手术分类名称》[14]，由人民卫生出版社于1982年出版。从1980年开始，世界卫生组织（WHO）先后考察了协和医院、阜外医院、首钢医院等四家医院。当时有个叫佐藤博士的日本医务官来访了解我们医院的疾病分类情况，冯传宜副院长和我接待的。1981年，WHO要推广国际疾病分类，要收集各个国家疾病分类的情况，看中了我们的能力，就通过卫生部把WHO的疾病分类合作中心确定在了北京协和医院，冯传宜副院长成为疾病分类合作中心的主任。

　　在那之后我们就接受WHO的领导，在卫生部的大力支持下，我们先后翻译了《国际疾病分类》ICD第九版、第十版，现在已经到第十一版了。协和医院在国内首先使用国际疾病分类作为医院病案管理的疾病分类编目索引，并向全国推广。所以对于推广使用国际疾病分类，和世界病案管理同步发展，协和医院起到了领头羊的作用。

　　▲1983年，国际疾病分类训练班合影。前排左一为马家润，左四为冯传宜副院长，右一为金志英

　　王：改革开放后，您先后去澳大利亚和美国考察学习，当时国内外病案管理有哪些不同？

　　马：澳大利亚坎伯兰卫生科学学院[15]的病案管理、护理、解剖、影像、康复理疗等专业，先后和协和建立了联系，病案管理方面就找到我们。1982年，对方来协和考察后，我就跟着去了澳大利亚，了解他们的病案管理工作。

　　从国家层面讲，我们国家当时还是有很多医院没有病案管理的，但协和的病案管理工作和澳大利亚没太大区别。20世纪30年代北京协和医院的病案管理甚至优于美国，王贤星主任曾想到国外参观考察，当时的院长就说，协和比美国管理要好一些。1984年我到美国考察时，发现有些医院的病案管理方法和我们类似。但美国和澳大利亚有采用尾号加上不同颜色的色标病案排列方法，还是比较先进、直观的，不容易出错。因为不同颜色的色标一旦有错很容易被发现。2000年初，刘爱民主任[16]就借鉴他们的经验，在协和使用了尾号加色标的病案管理方法。

　　当时国外病案储存量比较大。澳大利亚有一家医院的病案要单独放在其他库房，美国斯坦福大学医学中心[17]的病案储存量也是相当大的，校园里有个单独的库房，每天上下午有专车来传送病案。

　　▲1984年6月，马家润（右一）与冯传宜（左一）在美国斯坦福医学中心考察

　　当时我们六七个人在澳大利亚待了半个月，住在坎伯兰卫生科学学院旁边的医院宿舍，吃饭都在医院食堂。1982年，澳大利亚的生活水平还是比我们国家要高一些的，但西餐没有中餐丰富。当时外汇非常紧张，澳大利亚的东西特别贵，我们几个人在澳大利亚一分钱没花，我回香港买了个手提英文打字机，其他的都没买。

　　▲1982年，中国医学科学院访问团成员与坎伯兰卫生科学学院院长及有关科系合影，右四为马家润

　　马：20世纪80年代左右，我接待过一个在协和出生的美籍华人，他想找他出生时的病案。根据他提供的他父亲的名字，我们怎么查都没找到，后来我要了他父亲的号[18]，才成功把他出生的病案找出来并送到外事处，当时医院照相室还把他的小脚印拍了照片一起送给他。看见出生时的脚印，他特别高兴，说要贴在床上每天看。这位美籍华人后来还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感谢信，我把这封信一起装订在他的病案里保存起来了。

　　王：您1991年4月就退休了，但退休后您还参与了《中国病案》杂志的创建工作，请谈谈这段经历。

　　马：20世纪80年代，国际疾病分类合作中心落户协和后，我们建立了推广使用国际疾病分类的两个协作组，一个是医院的疾病分类协作组，一个是卫生统计的协作组，我和刘爱民负责医院的工作，搞卫生统计的董景五[19]负责推广这些工作，差不多每年都要举办一期或两期培训，举办学术会议。1988年，中华医学会医院管理学会成立病案管理学组，这个学组就是中国医院协会病案专业委员会[20]的前身，这就算有了正式的学术组织。

　　作为一个学术组织，要有专业教育和专业学术期刊。本着这个思想，1998年，在医院病案科支持下，我开始在北京市崇文区卫生学校病案管理专业的教研室举办病案管理教学教法培训班。有了专业教育之后，还应有期刊，这样才能更好地把信息和专业技术知识传播出去。在这种情况下，中华医院管理学会病案管理专业委员会跟上级学会主任委员联系后，我们先用病案信息简报形式发了几期，效果不错。2000年，我们就组织建立《中国病案》杂志[21]，并在卫生部支持下试行了一年。2001年这个期刊开始面向全国发行，头几期是季刊，后来就是月刊了。我当时在崇文卫校，杂志主编是刘爱民，副主编是我。2000年的第一期，我们还请北京协和医院老院长林钧才[22]写了创刊词。期刊从创刊开始就稿源不断，影响力和号召力都非常大。

　　马：“严谨、求精、勤奋、奉献”要时刻记在头脑里，工作一定要按这八字方针执行，特别是病案管理工作，差之毫厘，谬之千里，一个病案号写错了，这个病案就很难再找到。王泉[23]老师说过，“千年的字会说话”，我们是吃号儿头的，所以必须要把病案号弄准确。

　　有一件事对我影响很大。有一个白血病患者，他的病案我们几次都没找到，这个病人每个礼拜都要来医院，跟我们也比较熟悉了。有一次他说，他要是有一天离开了，就再也不用麻烦大家了。说得我心里特难受，觉得真是太失职了，后来经过大家共同努力，终于找到了他的病案。但过了不到半年，我们就再没见到这个病人了。我们工作稍微出一点差错，就会影响病人整个就诊和治疗的过程。所以后来在我们的工作程序里，对每一个病案号我们不仅要认真检查和核对，出院病案整理完归档之前，还要重新全部检查一遍，确保病案号准确。

　　王：协和病案科从创科到如今非常不易，您认为年轻的协和人应如何继续守正创新？

　　马：创业维艰，守业难。北京协和医院病案管理有比较深厚的基础，我们的老前辈为病案管理工作创造了很多好的管理方法，我们在老前辈基础上传承了优良传统。当下，病案管理为协和医院的发展和建设也作出了一定贡献，希望年轻的协和人能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努力，再创辉煌，更好地为医院的医疗、教学、科研发展贡献力量，为国家的医学发展作出贡献。

　　[1]象鼻子中坑小学，位于建国门内大街原春雨胡同内，后改名为春雨胡同小学，因建国门内大街改造而拆除。

　　[2]王贤星（1894—1989年）mile米乐，湖南临武人，1919年到北京协和医学院宗教部工作。1921年北京协和医院建成后，被分配到医院组建病案科。1922年起担任病案科主任。

　　[3]冯传宜（1918—2009年），广东番禺人，著名神经外科学专家。曾任北京协和医院副院长。

　　[4]即扫除文盲运动。建国初期在不识字或识字极少的成年人中开展的识字教育运动。

　　[5]中国人民总医院（301医院）创建于1953年，是集医疗、保健、教学、科研于一体的大型现代化综合性医院。

　　[6]祁建华，1921年7月生于河南省郏县。曾任第五兵团军文化教员。1952年在部队创造“速成识字法”。

　　[7]1861年9月，英国伦敦会传教士兼外科医师雒魏林（William Lockhart）在北京英国公使馆租了部分房屋开始在行医传教。1986年同为伦敦会的医学传教士德贞（John Dudgeon）接替雒魏林，并于次年因英国公使馆收回房产而将诊所迁址。德贞购置了东城米市大街的一处寺庙，将其改造为医院，称北京施医院，因其门口有一对旗杆，故又称“双旗杆医院”。这是北京协和医院落户东单的最早一块地产。

　　[9]张孝骞（1897—1987年），湖南长沙人，中国胃肠病学创始人，著名内科学家，北京协和医院内科教授，曾任北京协和医院内科学系主任，1955年被推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10]池芝盛（1917—2014年），福建长乐人，著名内分泌学专家，北京协和医院内分泌科教授。曾任北京协和医院内分泌科主任，中华医学会糖尿病学分会首届主任委员。

　　[12]董炳琨，1923年出生，河北人，著名医院管理专家，曾任北京协和医院副院长兼党委副书记。

　　[14]《疾病和手术分类名称》1982年6月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经由卫生部计财司统计处向全国推荐使用。

　　[15]澳大利亚坎伯兰卫生学院，现为悉尼大学坎伯兰校区(悉尼西区)——卫生科学系，位于悉尼西区的利德肯姆区的校区，20世纪80年代被政府并入悉尼大学。

　　[16]刘爱民，北京协和医院病案科原主任，曾任中华医学会北京分会理事，北京医学会病案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北京医院协会理事。

　　[18]号是中国文人雅士在名、字之外的另一个称呼，多为自称，如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

　　[20]中国医院协会病案专业委员会成立于1988年12月。前身为中华医学会医院管理学会病案管理学组。

　　[21]《中国病案》杂志是由国家卫生健康委主管、中国医院协会主办、中国医院协会病案管理专业委员会承办的专业学术期刊。

　　[22]林钧才（1921—2015年），山东文登人，著名医院管理专家，曾任北京协和医院院长兼党委书记。

　　[23]王泉，北京协和医院病案科资深工作人员，曾负责出院病案的整理、登记等。

　　北京协和医院自2017年起设立“老专家口述历史文化传承教育项目”，通过对协和老前辈的个人生命史、亲历的重大历史事件、见证的学科发展等进行文字、影像的采集和整理，记录和反映协和人秉承传统、励精图治、再创辉煌的奋斗史，梳理医院及各学科的历史脉络，钩沉传奇故事，解构文化内涵，剖析协和百年基业长青的奥秘。协和官方微信公众号开设“老专家口述历史专栏”，以访谈录的形式节选老前辈的部分口述内容刊出，以飨读者。

　　本文内容节选自马家润老主任2次访谈记录。文中部分照片由马家润老主任提供，感谢马老家人及病案科对本次采访的大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