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le米乐五年前的2月11日，“鬼才设计师”Alexander McQueen 在伦敦寓所以自己的方式结束了40岁的生命，时装界永久性的失去了一颗最闪耀的星。五年之后，人们对她的想念从未停止，“Alexander McQueen：Savage Beauty”展览即将于3月14日在伦敦维多利亚阿尔伯特博物馆拉开帷幕，并持续到7月19日。展览刚一开票便被抢购一空。他那些充满创意的时装秀，被这个行业誉为“当今世上最引人入胜的时装表演”；标志性的“骷髅”造型，是时尚界无法撼动的表达符号。让我们一起缅怀他曾带给世界的美好。

　　2015年最让人期待的时尚事件之一，莫过于维多利亚阿尔伯特博物馆将著名的“Alexander McQueen：Savage Beauty”时装展览带到伦敦了。四年前，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在时装设计师Alexander McQueen自杀后不久，献上了这场纪念回顾展，惹来当时创纪录的观展热潮。而这一次展览回到设计师的故乡再度举办，既满足时装迷们的热切期盼，也是有着落叶归根之意。

　　展览这次也的确侧重展现了Alexander McQueen的伦敦一面。比起早前那场，这一次的展览规模扩大了近三分之一，新增加二百多件服装配饰展品。特别是McQueen早年上学时期的青涩设计，这次也被策展人们从私家收藏中借了出来，首次对公众们展示。

　　Alexander McQueen在当代时装史上的地位无需赘述。而每一个业内人士心中似乎都有一个关于他的特别故事。“我最早在1997年的一期《Visionaire》杂志上看到了由McQueen做艺术指导，Nick Knight拍摄的模特Devon Aoki的照片，当时便是觉得惊为天人，”展览的策展人Claire Wilcox对我们回忆起自己关于McQueen的最初印象，“那时我就已经在博物馆里工作了。而看到当时的时装秀展示变得越来越宏观独特，我们也想把这样近似表演艺术的形式引进馆内，于是便成立了’Fashion in Motion’活动项目，而McQueen便是最早和我们合作的设计师。”这也是为什么Claire Wilcox坚持要在伦敦策划这次展览的原因：“McQueen和这座城市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将’Savage Beauty’带回到伦敦，也算是我们的一个小小致敬。”

　　1969年，Lee Alexander McQueen出生在伦敦路厄斯罕区一个普通的民家里。母亲早年在学校做社会学老师，父亲是一名出租车司机。作为家中六个孩子里的最小一个，Alexander McQueen的成长并没有如父亲期待的那样。未受过什么教育的父亲，对儿子最大的期望就是叫他长大后能做个水管工自食其力，再结婚生几个孩子，这辈子就算这样过去。

　　但McQueen显然不会同意走上父亲给他选择的道路。他更倾向于文学、艺术这类在父亲眼中看起来没意义的事物主题。可想而知，Alexander McQueen和家中的女性成员们要更亲近。他小的时候就已懂得为姐姐们设计缝制衣服；在姑妈家观看Hitchcock系列电影的经历则培养了McQueen对惊悚题材的热爱。

　　在BBC电视台出品的纪录片《McQueen and I》中，观众们还能看到McQueen当年生活旧居的样子。一座不瞩目的小阁楼，最顶层一角的房间便是McQueen从幼年到青年一直生活的居所。而房子外边，是时常阴暗的天气和几株长得稀疏的高树，再加上成群的鸟类在空中肆意盘旋，或降落在树杈上觅食歇息。“Lee小的时候常常把自己一个人关在房间里mile米乐，花好长时间趴在窗台上观察鸟类飞翔的姿态。”McQueen的哥哥在纪录片中这样讲到。因此后期的时装系列中，McQueen对鸟类形象的迷恋也便可被看做是这童年印记的一次又一次再现。

　　Alexander McQueen从小就知道自己将来要做服装设计师。十五岁时，他从学校退学，跑去了Savile Row的Anderson&Sheppard和Gieves&Hawkes裁缝店做了学徒，一板一眼地钻研起服装的结构和各种制衣手法。有传言称Alexander McQueen在Gieves&Hawkes当学徒期间，还曾经在威尔士亲王的定制外套内衬里，偷偷写上了“I am a cunt”这样的脏话。后期Gieves&Hawkes派人收回了外套并仔细查看，并没有找到任何的证据。但这样的传言的确也反映了设计师在周围人心中反叛坏男孩的印象，于那时起就已经确立了。

　　在离开了Savile Row之后，McQueen转去了八十年代最热门的两名设计师——日裔设计师Koji Tatsuno和意大利设计师Romeo Gigli的工作室做助理。在过往的报道中，Alexander McQueen在Koji Tatsuno和Romeo Gigli那里工作过的经历常常是被一笔带过。但事实上，这两位设计师对McQueen同样也有着很重要的影响。“Koji Tatsuno运用面料的手法十分先锋，而将不同材质融于一件作品里的设计方法对McQueen有很大的影响。比如McQueen毕业设计系列中的，将串珠缝进灰色丝网，模拟人体血管系统的外套，以及2007年春夏系列中，在纱与纱之间穿插鲜花的设计，都很有Koji当年的影子。”Claire Wilcox介绍到。

　　而从Romeo Gigli身上，Alexander McQueen则学到了充满历史感的浓郁配色方法，以及怎样与媒体周旋交道。然而等到Romeo Gigli被媒体淡忘甚至封杀时，McQueen对这位老师却也没有表现出怎样的同情。早前在与《独立报》记者Susannah Frankel的一段采访中，McQueen这样讲到当时离开Romeo Gigli的情形：“我当时正在度假，听说Gigli已经不再受媒体宠爱了。我便直接返还到了伦敦，甚至连离开的招呼和告别都没有说。”

　　回到伦敦的McQueen曾试图在中央圣马丁设计学院里寻求一份工作，却被面试的老师提供了研修时装设计硕士学位的机会。这样一来，在接受了踏实的手工训练，以及学院派系统化的教育之后，Alexander McQueen已经做好了在时尚界掀起风浪的准备。而他的第一个毕业系列——以臭名昭著的连环杀手“开膛手杰克”为灵感——便是瞬间引起了大家的讨论和关注。Alexander McQueen的出现和后续发展也有着大量社会因素的参与。七十年代英国兴起的朋克运动，打破了长期以来的社会阶级壁垒，使得像McQueen这种工人阶级出身的普通人家孩子能有机会扭转自己所处的社会阶层；到了八十年代底，时任英国首相Margaret Thatcher放宽了对劳动法的限制，以政府的姿态鼓励民众创业mile米乐，而英国的教育系统，特别是大学教育，当时在招生上也比以往更加开放。政府的补贴和学费的减免，方便了McQueen这一类有天资，但囊中羞涩的青年人有机会在学府里让自己的见识和经验得到进一步的系统化和条理化。“但现在这一点就不大可能发生了，”著名时尚作家Dana Thomas在接受我们的采访时补充道，“如今那些家境平凡的孩子，是再也不可能像McQueen一样，被中央圣马丁设计学院这样竞争激烈并且用费高昂的院校录用的。”

　　但即使是有运气加身，还是视野和视力帮助的Alexander McQueen扬名。“Jack the Ripper Stalks His Victims”系列也为他迎来了另一个关注：《Tatler》杂志的时装编辑Isabella Blow看中了McQueen的潜力，出资买下了整个毕业系列，并随处为设计师大肆宣传造势，为后者介绍了诸多业内人脉关系。也是Isabella，劝说的McQueen舍弃名字Lee，改用教名Alexander来作为品牌的名称。

　　“虽然大家都说Isabella Blow和Alexander McQueen是伯乐和骏马的关系，但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纽约邮报》的记者Maureen Callahan不久前在接受我们采访时讲到。她的新书《Champaign Supernovas》讲述了多位在九十年代崛起的，时尚界知名人物的故事。其中Isabella Blow和Alexander McQueen的往事占据了书的大部分篇章。“Blow的确给McQueen介绍了些时尚界的人脉。但她并不算是能来正儿八经与之共事的人。McQueen感谢她，但与此同时也并没有觉得欠了Isabella多么大的人情。”

　　后期Alexander McQueen被聘为Givenchy的创意总监，Isabella Blow一心期待自己也会在品牌那里得到一个职位，结果却希望落空了。而事实上，McQueen自己在Givenchy过得也不是很愉快。“在Givenchy的时候，Alexander McQueen并没有充足的创意决策权。他和LVMH集团的关系也一直很紧张，一方面他希望借着后者帮自己扬名；另一方面他也时刻防备着LVMH集团会有朝一日收购自己的个人品牌。”Claire Wilcox解释到。

　　而Dana Thomas则讲到了另一个原因：“当时的媒体除了把他和Hubert de Givenchy本人比较外，还常常会将John Galliano相提并论。毕竟两个人的身份有很多相似之处——都是英国人，在同一所学校接受了教育，先后被同一家法国品牌聘用，重点是也同样出身工人阶级。”Dana Thomas的新书《Gods and Kings》便是一本讲述Alexander McQueen和John Galliano两人事业起兴的传记。“封面上这张两人的合影可能是他们唯一一次被拍到是笑着出现在同一场所了，”Thomas说道，“实际上在McQueen看来，John Galliano一直都是他的假想敌。”

　　Alexander McQueen为Givenchy做的时装系列始终在大家看来较为平庸（不过不久前的Balmain倒是抄袭了此时的一款设计）。但为Givenchy工作也有好处：这段经历让Alexander McQueen有机会接触到巴黎最顶级时装屋的工匠们和各式各样珍奇的面料和材质。终于等到2000年，Gucci集团买下了Alexander McQueen品牌51%的股份。Alexander McQueen的时装秀也因此由伦敦搬到巴黎，尝试跻身于法国诸多顶级时装屋之间。这个男人的时代总算到来了。他也曾经很是狂傲地讲过：“等我哪天死了之后，人们会知道二十一世纪的时尚是由一个叫Alexander McQueen的人开启的。”不过后续的事态发展，也告诉了大家McQueen并不是在自夸自大。

　　很多人在介绍Alexander McQueen的时候，会最先提及他驰骋的想象力和对不同文化风格信手捏来地自由运用，但人们常忽略了的一个事实是，这些创意上的自由是需要足够的实力来做基础的。这实力就是Alexander McQueen接受过的系统化的完整裁剪缝纫训练。“伦敦的时装设计师常是离经叛道，从一些亚文化里寻找灵感。McQueen也是一样。但与其他人不同的是，他接受过传统定制服装的裁缝训练。是这些技巧让他能自由地把灵感转换成现实，并从同龄人中顺利脱颖而出。”时装史学家Judith Watt就曾这样写道。甚至Alexander McQueen本人也讲过：“我设计的一切，都是基于剪裁基础上的。”

　　“我之前就一直听说Alexander McQueen是制衣的能手。在采访过很多他的前任助手后，我更加坚信了这种想法。他的裁剪功力无人能敌，或许是当世在这方面最能和Cristóbal Balenciaga接近的人。”Dana Thomas对我们说道。

　　“当初他去Givenchy的时候，那里的老裁缝们对McQueen面对高昂的面料，能信心有余地随意挥动剪刀感到万分惊讶，“Claire Wilcox讲到，“这些都得力于他早年接受过的扎实剪裁培训。他能同时看到服装的不同维度层面。往往别人要花几周才能琢磨出来构建的轮廓结构，McQueen只需要花几个小时就能搞得清楚。”时尚视频网站有一段录像很能展现这一点。在这段起名为“Transformer：The Bridegroom Stripped Bare”的录像里，McQueen花了四分钟左右的时间，便把一名穿着Yohji Yamamoto的男模，改造成了服装轮廓截然不同的“新娘”。

　　他早年的“Bumster低腰裤”更是一例。裤子的腰线被设计得超级低，甚至内侧要利用橡胶涂层，才能保证人们穿着时裤子不会滑落mile米乐。这样一来，着装者的腰部线条被刻意拉长，而腿部线条则被缩短，一反早前大家习惯的人体比例。人们看到的是穿上后会露出股沟的离经叛道，实际上在这背后的是，怎样让服装在鲜见廓形下依旧保证服帖人体的精准裁剪和构造。

　　高超的制衣技术常被Alexander McQueen用来研究各种出奇结构。他尤其喜欢在服装的领口和袖口处做文章。比如一款有着十九世纪四十年代风格的宽敞圆领设计，就一直在他的设计中不断出现着。这样的领口靠着鱼骨架撑起，敞开着露出模特的脖颈和部分胸部，充满古典的味道；而露出的空间也给造型增添了可能性，领口中常会被鲜花等自然饰物填满着，似乎稍有倾身，便会花散一地，充满富于想象力的浪漫气息。

　　Alexander McQueen的设计也反映出了他是个强烈的历史主义者。他常常从过往的历史长河中汲取大量灵感，特别是十九世纪维多利亚时期的哥特风格。但与其他设计师稍不留神会传出恋旧腐朽气息不同，McQueen的视角始终是能和当下社会相交，怀旧也因此变成了对当下事物的评论甚至抗议。

　　“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他的’In Memory of Elizabeth Howe’系列。Elizabeth Howe是十七世纪被焚烧致死的女巫，这原本是和当今社会相距甚远的一段历史。但Alexander McQueen却决定以她为一个时装系列的灵感，是因为他的祖上也曾经有人遭受过这样的悲惨对待，”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服装学院的策展人Andrew Boltn讲到，“但McQueen在创作这个系列时，却又并非是仅局限在焚烧女巫这件事上。他把议题扩展到了现代社会对同性恋、对黑人等群体的迫害上。这样一来，他的创作既是有着个人特色的传记性质，也是能充分和当下发生共鸣。”

　　为Alexander McQueen走秀同样需要勇气和毅力。1996年春夏系列中的一件透明盔甲式上衣在伸展台上进行展示时，被McQueen在衣服和模特之间加了蠕动的虫子；次年的秀场上，某位模特的双臂和双腿则被金属框架捆在一起，结果只能是弯着腰勉强蹒跚前行...... 设计师对于一些明显极端的设计元素持续运用着，像是紧身胸衣、高耸的鞋跟，以及为了达成某种特定廓形，被刻意扭曲呈现的服装结构等，而这些都不是顺应迎合人体正常生理的设计。正因如此，常会有人批评Alexander McQueen的行为是对女性的歧视，是赤裸裸的厌女症（misogyny）。

　　“McQueen的设计并没有外表看起来那么难穿。很多服装实际上都是很讲实用性的。而参与过他时装秀的模特，更多也是兴致高涨，而非感到受到歧视。”Claire Wilcox讲到。因此，尽管McQueen的时装秀中，女性常常以较为极端的形象出现，但她们传达出来的信息是对外的，构成的压迫感和紧绷感也是指向外人而非着装者自己的。“所以说，McQueen的女人是有权势有力量的一群人，有的时候她们的力量甚至还会煽动和恐吓到别人。”

　　如果把Alexander McQueen的设计比作电影，那它们一定是一部部惊悚恐怖片。愤怒的发声也让McQueen的内心变得阴暗。这样的阴暗和不甚愉快的童年经历（比如在学校内因为同性恋身份而被同学们欺凌），以及为了博取关注，赢来认可的野心等等纠缠在一起，使得McQueen的设计充满了寻常难见的暴力、虐待等负面情绪。在时装史学家Caroline Evans的著作《Fashion at the Edge：Spectacle，Modernity，Deathliness》中，Alexander McQueen的设计作为分析案例，占据了全书的大部分。在Evans看来，这样在时装设计里挑战人类恐惧接受极限的做法，反映了人们对传统以奢华为导向的时尚模式的迷茫。但Alexander McQueen的想法显然远不止此。他的设计虽然会恐吓住一部分人，但更多时候，他是在靠着这样的出位行径，来缓解自己内心的恐惧和不安。

　　1998年四月号《The Face》杂志就找来了Alexander McQueen合作创造出一个圣女贞德新形象。最后的成品里，“贞德”是眼睛通红，头发被编成一根细长的发辫缠在头上，全身赤裸地躺在钉板上，甚至还肉眼可见钉子似乎要跃跃欲试随时穿破她的身体。一旁Nick Knight为McQueen拍摄的肖像照也是同样被钉满了一脸钉子的惊悚形象。在文章中，McQueen这样解读这一组作品的缘由：“在我内心深处，是从来不会遗憾我是怎样面对当下公众的。如果必须，我将勇于直面恐惧；若是有人规劝，我也会远离他们那所谓的光亮。”

　　同那些极端设计相辅相成的是每一季的时装展示。每一次，Alexander McQueen都和同事们一起，试图以全新的手段发掘出展示服装的视觉语言。这样的手段囊括了视觉艺术、行为表演等多个艺术类别，架势常是和时装系列本身并驾齐驱。

　　”甚至很多情况下，Lee常是先有时装秀展示布置的灵感，然后才会围绕着这个延伸出具体的时装系列。这两者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Lee是个天生的叙事者，他的时装展示就是在讲述穿他服装的女人们都在过着怎样的生活。“Sam Gainsbury讲到。她和同事Anna Whiting从九十年代初期就开始了与McQueen的合作，长期为后者担任秀场创意总监。

　　“在他看来，这两者实际上是相通的，”Joseph Bennett补充道。他则是在1999年加入到Alexander McQueen的固定合作团队中。当季模特Shalom Harlow穿着白裙，被喷绘机洒上一身油彩的时装秀就是他引以为傲的代表作之一：“比方说，Lee会觉得剪辑胶片某种程度上是和剪一块丝绸是一样的。正是他这种建筑式的手法，使得团队创造出了这么多如此惊人的时装秀。”

　　在早前的采访里，Sam Gainsbury、Anna Whiting和Joseph Bennett也都表达过自己并不算是时尚圈的人，而与Alexander McQueen有着长达十多年的合作关系，完全是因为折服于后者的创意与才华。“在McQueen这里，时装秀并不仅仅是一个简单衬托服装的场地，而是一个重大事件。他希望他的想法不仅仅是通过服装，还有妆容、发型、音乐、装置等等各个角度细节都表现出来。”

　　Sam Gainsbury、Anna Whiting和Joseph Bennett如今依旧和Alexander McQueen品牌，及其现任创意总监Sarah Burton有着紧密的合作，并对后者的表现称赞不已。但在Joseph Bennett来看，McQueen离去之后，品牌的时装秀还是有着些许变化。“Lee还在的时候，他的时装秀实际上总是有一个最终达到高潮并且爆发出来的时刻。而现在，尽管服装的设计和手工依旧出众，秀场布置依旧精美，但却是少了些让人记住的’精彩瞬间’，“Joseph讲到，“但我也知道，为了每一季都能达成这种效果，Lee长期以来一直承受着多么大的压力。或许现在时尚界的环境，已经不再适合这种高压工作方法了。”

　　这样的“精彩瞬间”在2001年春夏系列中达到了巅峰。在这个被取名为“Voss”的时装秀中，观众们先是被迫注视着自己在一面面镜子里的诡异折影；而正式开始的时装秀，则是在一个巨大的玻璃箱内举行——模特们被困在其中，并没有办法窥到箱外的情况如何。不过她们显然知道不远处有无数双眼睛在注视着自己，受困于人的处境逐渐上升到幽恐心理，状态也变得越发歇斯底里起来，最终同自己身上那些由贝壳、染成血色的载玻片、动物羽毛等材质制成的裙子相得益彰。

　　时装秀结尾时，玻璃箱内中间位置的遮挡板轰然倒塌，露出了里面由作家Michelle Olley模仿的，现实版摄影师Joel-Peter Witkin作品的场景——一个身型臃肿的女人赤裸裸地坐在画面中央，头戴着吸氧设备，一群被释放的蛾子们在周围鼓噪飞舞。整个画面诡异黑暗，惹人不安。

　　Joel-Peter Witkin自己曾经讲过，自己对人生阴暗面的偏好是因为小的时候曾目睹了一场车祸，而当时一名小女孩受害者的头部不幸被撞飞，在地面上一直滚到自己的脚边。这样的故事讲出来让人坐立不安，戏剧化的效果也盖过了人们对于故事真假探寻的勇气。而这点就像是Alexander McQueen用一场比一场宏大，也更吊诡的时装秀想要达成的目的。他自己曾讲过，那些剧场表演一样的时装秀，是自己“活生生的噩梦再现”。而他的期望就是要惹恼、刺激、耸动观看自己时装秀的人们，即使这点可能需要花费挑战权威等代价。

　　这样对死亡等黑暗元素的偏好，以及事业上的巨大压力，既成就了McQueen，也毁了他。无休止的工作和没有规律的糜烂作息，使得Alexander McQueen在一次又一次耗尽自己才华的同时，也越发地对时尚界感到心灰意冷。晚期时，他甚至考虑直接抽身而退，隐居幕后开家设计学校，远离时尚界的喧闹纷争。

　　Alexander McQueen在世时的最后三个时装系列则另有着一定的连续性。它们展示出了McQueen对于周围世界这个大环境的好奇和忧心，反映了设计师对资源滥用、材料浪费的不满。无论是设计师谢幕时的大白兔造型，还是秀场中央堆积的“垃圾场”装置，以及最后一个系列中，对于未来地球毁灭，生命将向何种方向发展的思索和假设，都是超出了一般时装设计单纯满足服装基本需要的性质。而这点又在Alexander McQueen二十余年的业内经验上被放大升华，最终留下了精彩一笔。

　　Alexander McQueen推动了时装展示规模的发展。但看着当下时装周越来越多的规模宏大，预算越来越高的时装秀，和有着明显极简主义色彩的“朴素”着装，这两者构成的古怪组合也不禁让人发问：宏大的走秀手法真的是展示时装的唯一手段吗？

　　“当你预算充足的时候，选择概念化一点的展示手段自然会帮你赢得更多的关注和报道。Lee当年这么做的时候还是很有争议的一件事，但如今，几乎每一家大的品牌都会这样，”Sam Gainsbury讲，“但真的很少有人能像Lee一样，把秀场展示和他的服装设计融合地这么恰当。其他品牌的时装秀虽然宏大，但他们的服装本身并不那么吸引人…… 但这也让我们更想念Lee，不是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