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le米乐左右江革命根据地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在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创建的一块群众基础牢固mile米乐、民族特色鲜明、革命影响深远的重要根据地。由于处于地理位置偏僻、交通极为不便的滇黔桂山区，人口构成以文化程度极低的群众为主，干部人才缺乏的问题一直是困扰根据地创建与发展过程始终的首要制约瓶颈。

　　需求是最大的动力。为满足广西革命与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巩固与发展的干部人才需要，、韦拔群等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领导人在繁忙的军事斗争间隙，创新方式方法，探索开展了不少特色鲜明而富有成效的干部教育工作实践。

　　中国革命的核心问题是农民问题，中国革命的实践证明，创办农动讲习所是中国人培养农动骨干的创新举措和成功实践。事实上，正是在党的领导下，通过对办学模式、教学内容、授课方式等方面的大胆探索和创新，农动讲习所当之无愧地成为培养农动骨干的摇篮。大革命时期，广州农动讲习所在短短两年时间，就成功举办6届，先后培养了近1000名农动骨干。广西农动领袖韦拔群，1925年从第三届广州农动讲习所学成回家后，仿效广州农动讲习所的办学模式，在家乡广西东兰，先后创办了3届农动讲习所，培养了600多名农动骨干，推动左右江地区农动形成了燎原之势。在国共合作背景下，各地农动讲习所名义上大多由中央农民部或各地方党部的农民部主办，但实际上基本由人负责，起着主导和核心作用。1926年2月，广西省执行委员会成立，在省执行委员会下设立农民部，由桂系“左”派俞作柏任农民部部长，但秘书张胆、干事宁培瑛等均为员。

　　百色起义mile米乐、龙州起义之后，左右江革命根据地虽然依靠前期开办农动讲习所积累了部分农动骨干，但在军队人才、根据地党的工作人才等方面，面临着极度缺乏的严峻困境。等根据地和军队领导非常重视，以开办训练班的形式，培养了大量的根据地建设急需的党的干部人才。

　　一是纳入党组织工作重点内容统一部署、统筹推进。无论是在上海的中央机关还是广东省委，在左右江根据地建设过程中，都以不同形式并一以贯之地将开办训练班的工作提到重要议事日程，纳入了党组织工作重点内容加以明确强调。二是开办训练班涉及地域广，几乎涵盖了根据地的各主要核心区域。除东兰、百色、平马等地外，在恩隆（今属田东县）、奉议（今属百色市田阳区）、思林（今属平果市）、龙州、那坡等地，都广泛开办了干部训练班或军政学校。特别是东兰武篆、恩隆、平马等地的干部训练班，由、陈豪人、陈洪涛等同志亲自负责，准备方案、编写讲义、授课指导，极大地提高了培训质量，取得了较好的培训成效。从红七军和右江根据地成长起来的黄一平少将，在《红七军初创时期的若干政策》一文中，回忆根据地的土地革命时说：“为了正确执行土地革命的路线、政策，红七军和地方党委非常重视土地革命干部的培训工作。当时的平马、东兰等地都举办了以土地革命为主要学习内容的党政训练班。亲自编写教材和亲自给学员讲课。”

　　广西是少数民族地区，民族成分复杂，民族矛盾历史积怨也不少，尤其是左右江地区，直到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宋代以来的土司制度残余依然存在，民族压迫现象还比较普遍。要在以壮族、瑶族等少数民族为主体的左右江地区贯彻执行党的民族平等政策，有效开展革命斗争和根据地建设工作，迫切需要调动各民族群众的积极性，也迫切需要少数民族干部在其中发挥重要的引领带动作用。为此，在干部教育工作中，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相对重视对少数民族干部的教育和培养。

　　在教育内容上，开展民族平等、民族革命等内容的培训和学习。早在大革命时期，韦拔群在创办东兰农动讲习所时，就组织学员学习和宣传民族平等的理论和政策。由人实际主导，广西省农民部主办的广西农动讲习所，教学科目有农动、工人运动、社会主义、经济常识、苏俄状况等共17个科目，其中就专门开设有一门中国民族革命史内容。

　　在教育对象上，重视吸收少数民族干部培养锻炼。左右江地区的群众主体为少数民族，根据地开办的训练班，参加人员也基本以少数民族群众为主。同时，根据地还有意识地开办了少数民族的干部训练班。黄一平少将在回忆根据地的民族政策时，特别指出：“红七军第三纵队和东兰县委还在武篆中和乡专门举办了两期瑶族干部训练班。通过各种训练班，为军队和各级党政机关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本地民族干部。”

　　在培训形式上，体现民族特色。左右江地区的少数民族群众，以壮族、瑶族为主，传统上当地少数民族群众多使用本地民族语言，喜唱山歌。因此，培训班更多地使用当地少数民族语言，并广泛利用山歌形式达到教育目的。如韦拔群自己编的山歌《如今瑶胞得解放》，其中就特别提到“民族平等样样好，瑶家骑马上圩场……民族平等样样好，瑶家骑马上学堂”。这些灵活多样的宣传培训形式更容易深入人心，大大提高了培训质量。

　　广西左右江地区交通极为闭塞，经济文化落后，当地壮族、瑶族等妇女历来就以勤劳、坚忍著称，不仅要从事耕田耙地等农业生产重活，还要从事繁重的家务劳动与家庭副业，在家庭生活与社会进步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妇女运动的兴起，与妇女干部的教育培训有着重要关系。根据地的妇女干部教育，根植于当地传统的妇女平权意识，开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实践探索。一是开办妇女运动讲习所，大规模培训妇女干部。1926年12月，员陈勉恕在《广西东兰农动之实际状况》调查报告中，提到东兰“设有农动讲习所，妇女运动讲习所”。专门针对女性开办讲习所，这在全国各地也不多见，东兰能够有如此创新举措，与当地党组织的影响和先进的干部教育理念与开阔的干部教育视野有着直接关系。此外，根据地还广泛开办了妇女夜校和妇女训练班mile米乐。如1930年11月，右江苏维埃政府在恩隆县乙圩（今属巴马县）举办了一期妇女训练班和识字班，附近几个县的妇女骨干23人参加了学习培训。二是开设妇女解放与男女平权培训课程。1929年12月右江苏维埃政府建立后，各县、区、乡苏维埃政府都必须配备妇女委员，为满足各地苏维埃政权对妇女干部的实际需要，针对妇女干部培训班的培训对象特点，培训内容在坚持政治学习、军事训练、文化扫盲为主的同时，适当增加了妇女解放运动的相关理论知识，并将培训学习与妇女宣传相结合，进一步突出了妇女干部培训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广西左右江地区虽然闭塞偏僻，但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干部教育却视野开阔，追求进步，不仅重点开展好左右江地区的干部教育工作，还积极选送派遣干部走出根据地，到党领导的全国革命先进地区学习培训。如韦拔群、陈伯民，为追求进步，学习农动先进理论和经验，绕道贵州、云南，途经越南、香港等地，历经千辛万苦于1925年赶到广州参加第三届广州农动讲习所学习，为点燃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农动星星之火找到了革命火种。1928年7月，由于桂系军队撤出西山，东兰凤山革命形势好转，韦拔群、严敏决定选派农动骨干黄松坚和梁福溱到湘赣根据地去学习红军游击战略战术。由于在梧州遇到反动军警搜捕，梁福溱不幸牺牲。黄松坚历经千辛万苦，最终顺利来到茶陵、永新，留在红四军王佐部队教导团学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政治、军事、土地革命等。学习结束后，黄松坚于1929年春节前夕回到西山，还专门向左右江的农民武装传达了学习内容。这些开放式学习举措，进一步开拓了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干部教育培训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