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le米乐在过去的三年里，视频上课，网络开会成为不少人的“常态”。据《2023抖音公开课学习数据报告》显示，过去一年，国内高校在抖音累计直播1万场，总时长超过7350万分钟，相当于1.68万节课。共有400位教授、45位院士在抖音传递知识。平台内高校直播课观看超10亿次，平均每天有28场。

　　在这场“网课浪潮”中，杜骏飞教授是非常有特色的参与者、互动者、传播者。他是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知名传播学者、社会教育工作者，从教三十多年，也是 “杜课”自媒体、“杜课堂”书院的创办人。他从自己的多年辅导内容中，精选成册《常识课》，甫一问世，引来各方关注。

　　本期政邦茶座，邀请到杜骏飞教授，以“网课”的方式谈谈那些杜氏风格的“网课”。

　　本期政邦茶座嘉宾： 杜骏飞，南京大学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传播学者，作家、诗人，社会学博士。教育部高等学校新闻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mile米乐，中国网络传播学会创会会长。南京大学学衡研究院兼职教授。研究领域：互联网传播，新闻理论，传播与中国问题。著有《常识课》《数字交往论》《深度报道原理》《网络新闻学》《弥漫的传播》《花山集》《合唱团》等。

　　高明勇：杜老师好，您的新书《常识课》已经拜读。常识教育这个问题我平时也比较关注，由于长期从事评论工作，我认为评论很多时候跟常识教育还是有很大的相关性的。按照民国以来的说法，评论也属于“说理文”的范畴。

　　你谈到“常识课”，其实跟我以前教的课有关系，但也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个对应。对我来讲，是因为有一些公共情怀，同时我又是个教师。学术上的公共性就意味着比较关心关心社会文化，教育上的公共性就意味着比较关心社会教育。这都是题中应有之意。

　　作为老师，我接触到的学生大都在18到25岁之间，他们即将走向社会，在这个年龄段是学习者。就我而言，这两种公共性的结合，就在我愿意跟他们聊一些课上无关的问题，也就是跟专业的、学术的，跟学校规定课程有点疏离的内容。这部分内容，就我的工作来讲，更接近于“人师”，而不是“经师”。所谓“经师”，就是培养学问，而想做“人师”，就意味着要了解学生的所思所想，了解他们的疑问和生活。

　　高明勇：您说的这个观点很有意思，就像韩愈说的，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

　　对，这跟大学赋予教师的基本任务是不同的，因为大学没有要求我做人生辅导，也没有要求我去做公众号，更没要求我去回答社会问题。

　　但是作为一个老师，能关心社会的工作，是从青年人走向社会之前就开始关心他们的喜怒哀乐。此外，学者既然是在高校，也就应该把所思考的问题讲给学生听，所以这两条线会交汇在一个焦点上，成为我做公号的一个初衷。利用这个平台，我能够比较全面的呈现我跟同学们的对话。对话里面，也有一些学术精神，学者毕竟也要基于学术水平来谈见解。也有些问题，同学来问我，而我自己欠思考，这个时候，我会跟他坐在一起研讨，这个过程就有点像做“课题”。

　　高明勇：是啊，我也曾有像您这样带着学生做“课题”的经历，结果还不错，过程属实不易。

　　答疑解惑过程虽然劳累，也是教师生涯的本质体验。现在很多老师一上课走进课堂，一下课就走掉了。我觉得那种教师体验还是很微薄，很肤浅。经常跟学生打成一片，谈天说地，知无不言，才是我认为比较典型的教师生涯。

　　从我的角度来说，实际上是完成了两项自我的修炼，第一是我通过关怀社会来建设自己的人生，第二是我通过辅导学生，关心未来的社会人。

　　从这两方面说，我坚持了六七年mile米乐，反映在公众号上也就一千多次公开课，说不多也挺多的，坚持下来也还挺辛苦的。但是一路走来，如今回头再看，我觉得也挺好的，是一个非常自然而充盈的心路历程。

　　高明勇：我有一个感受，就像您说的，在很多大学里，专业老师就是专业老师，很多时候上课来下课走，比较普遍。在人生指导方面，很多是由大学辅导员来承担的。但是辅导员又忙不过来，现在有些大学一个辅导员可能管几百个学生，并且不少辅导员现在的工作重心和考核也不涉及人生指导的，这就出现了大学生成长中实际上存在一个“空档”。

　　其实，关于辅导员这个问题，名义上他们是承担了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包括为人处世方面，他们是有辅导义务的。但是你要知道，现在大学的辅导员大多也还是青年，其知识的积累和社会经验的积累都还有限，所以出于种种原因，其效果未必很好。很多辅导员是把“政治关”，担任一些学工口的行政服务，但实际上当代大学生，包括研究生，对于人生辅导、就业辅导乃至心理辅导的基本需求还是挺复杂的。辅导员未必都有很好的能力来指引。

　　我自己觉得，做这件事很有意义，公众号当中，都是一些能公开的内容，学生们都能看到。还有不少是不适合公开的，有些是涉及私人的话题，还有一些是比较敏感的一些话题。这些话题挺考验人的深度，考验老师的“功力”。

　　我一直主张，不要把所有的辅导学生的责任都推给辅导员。在大学，所有的老师，特别是有一定阅历和资质的老师，应该共同来关心学生。大学的生师比本来就很高，如果说最后只剩几个辅导员在管学生的人格成长，解答学生的人生疑惑，根本无法保证大学青年阶层都能得到有效的栽培。

　　高明勇：我记得当年在南京大学读书的时候，南大率先在全国施行让教授、博导直接给本科生上课。因为以前在很多学校，好多专业课老师，越是教授、博导，越是名气大的老师，大多只专注于给研究生讲课，给本科生讲的少。

　　你讲的这种情况比较普遍。但这里面有一个误差，其实课堂上所教的内容，充其量能达到对课程的一个导引，比如说这个专业我请一个院士来讲，他可以引导你怎么去学习这门课。还有一些新生研讨课，名家大课，属于通识教育，提高你的科学素养、文化素养等。

　　但这仍未覆盖学生所有需求。我再三强调的是，互联网时代到来之后——现在这个时代是人工智能时代，知识学习已经不是那么难了。我们那个年代上学找本参考书都很困难，更别说有一个名家给你讲一讲ABC了。但是现在，经常一个教授讲了一个小时，学生5分钟可能就查到了更完整的答案了。

　　因此，在这个时代，真正有价值的东西是写不进教科书，列不进教案的内容。比如说对行业的理解，对知识本身的评估，以及对个人志向的选择，乃至学生出现的学习困难、思想波动，关于人生的困惑。这些东西其实是没有办法讲大课的，只能讲小课，而且很多时候不能作为课程，只能作为业余的问答。当年牛津大学所谓的导师制，导师制就是学生经常跑到教授那里聊天，聊三个小时，但并没讲多少专业，主要是回答他的一些困惑。但在中国的大学，导师如此操作是有困难的，更不用说非导师了。名家去上课，他也没有办法去碎片化的逐一回答学生的人生困惑，因为这不是他的职责，精力上也顾不上。

　　还有更多的教师，更可能觉得自己没有这个义务——这事应该是辅导员或者家长，或者是思政课老师负责，跟我没关系。这样就带来一个问题，大学生的心路历程比较压抑，并且现在大学的抑郁症发生率很高。

　　可以想见，有很多年轻人，他实际上从上中小学开始，就没有锤炼我所说的价值观、元能力，包括通识教育。特别是在元能力方面，就是他自我的人格养成，想象力、同理心、自我意识、意志品质并没有塑造出来。

　　许多人中小学长期处在不能自主的心灵状态，然后就进了大学。这时候他出现了很多困惑，很多人学业还没完成，思想上就已经崩溃了，或者陷入空虚化、空洞化的苦闷，或者在低智力的娱乐当中消耗青春，有的人就成长为所谓的精致的功利主义者，除了挣钱，人生没有任何其他寄托。

　　如果你能想到这一点，就会发现，仅靠辅导员不行，仅靠教授上课也不够。靠互联网上的人生导师偶尔有几碗“鸡汤”也不够。我认为，教师学者群体，规模化地给学生做一些辅导，是非常重要的。

　　从老师的责任心来讲，一个大学老师所关心的，是人的“全人”成长，所谓的“全人教育”，就是你的身心全方位的发展，小到生活能力，大到择业择偶。小到选课，大到报国。

　　我刚才讲到三个词，“常识教育”是个形容词，是一个可定义的形容词。常识，先是价值观这个部分，其次是“元能力”，有感性、理性能力，社会交往能力，其次的“通识知识”，所谓的“通识知识”可以理解为，一种开放的教育，人文、科学的基础培养，这些东西构建了一个人的人生基础——这些基础缺乏，那人生肯定就不完整，甚至会崩塌。

　　所以我们每个老师都应该为常识教育贡献自己的拼图，每人贡献一部分自己的人生财富给学生，我觉得这才是解决方案。

　　高明勇：能不能这么说，对于青年阶段来说，基于人生层面成长的常识教育，实际要比正常学科出发的知识教育更重要，或者更迫切？

　　对。与其说，我是在谈“常识教育”，不如说我是在谈一种教育理念，也就是一种在本质上关心人的教育。关心人的教育和关心专业的教育是两回事。你关心一个人，不是关心他做了哪些功课，是关心这个人是不是可以成为一个人格光明、充满知性、情感健康的人。

　　所以我的工作重心，从“术”的层面上，希望能够给我的学生以“常识”，包括我的听众，有一些课堂教育之外的答疑解惑。从“道”的角度来说，我是希望提倡一种教育精神，教育家情怀。对于教师来说，你拿着的那些工资，真的就是你那几节课吗？或者说mile米乐，就是那几篇论文吗？这样想了，大学把很多孩子交到你手上，天然的赋予你一部分育人的责任，而不仅仅是上课的义务，从教书育人来说，你也不可能之论知识灌输，知识考察，就像一个验货员一样上个磅就完了，他们是实实在在的人啊。

　　在学校里，一个老师对学生稍微正面鼓励几句，对这个学生来说，都是强心针，作用是巨大的。老师的鼓舞跟家长夸是完全不同的效果。每个学生，每个职场青年，都有至关重要的疑惑没有人回答，如果真有一个老师很知心的点拨点拨，也许马上就云开雾散，并且，有时候那种关心的过程，也足够治愈人生。

　　青年一代最需要的帮助，如果无人提供，这是大学的耻辱，也是基础教育的耻辱，也是所有老师的耻辱。一种教育，如果只是物化青少年，忽略他们的心灵成长，这是最不应该的。老师的能力有高有低，都有自己不足的地方，但是你得尽力呀。如果我们的教育行业就是这样，老师们像工人坐在工位上，完成自己流水线上拧一个螺丝的工作，然后就下班了，那试问，你这叫“心灵的工程师”吗？你这不就是工厂的工程师吗，你这是对货物负责，不是对人负责。所以我觉得，从“道”的角度来讲，我希望能够提倡一种新的教育理念，我称之为常识教育，就是要指出，每个老师要对这一教育任务看得无比重要，看作底层能力、顶层设计，看作是对自己的职业有一种良知般的要求，只有这样，才符合“道”的要求。

　　高明勇：确实，同样是授课，内容结构上、侧重点也有很大差异。比如通识教育中的逻辑素养问题，沟通、交流、表达问题等。和学生交流时，也会有很多新鲜感的问题吧？

　　大部分情况下，我的工作是未定义的，因为我也不知道学生每次会问什么问题。从我来讲，所谓常识课程，牵扯到价值观，又牵扯到个人的底层能力，也牵扯到一些通识教育的内容。所以我就把它打包称之为“常识”，目前是区别于一般的知识课程，名之曰常识课程，是说在你学知识课程之前，应该掌握的那些东西。实际上这部分内容，也是你走向社会之后，看不见的竞争力、看不见的生存能力，看不见的修炼水平。

　　前面说的通识教育，是有定义的，这不用我多说，网上都有很详细的介绍。价值观这个，也很好解释。我重点就解释一下“元能力”，对“元能力”，我在苏州校区直播全抖音公开课——《开学第一课》里就解释得挺清楚，就是四个词，第一个词就是感性能力，第二个词是理性能力，第三个就是向内沟通，第四个就是向外交往。感性、理性本身又会分化出各种基础能力，包括体验、逻辑，同情心、同理心，个性、亲社会性，想象力、意志力，诸如此类。

　　向内沟通说来很简单，就是你跟对自己所提的要求，跟自己的对话，包括反思等等。向外交往，是你会通过写作、表达、商谈等多种方式与外界沟通。

　　理性能力跟感性能力，我虽然讲得比较多，牵扯的面却很大。我后面可能会做一个更大的工程，就是把这些常识教育中元能力的培养，写一本大书，目的就是能够给出一些提示，让每个有志于此的学生、家长、职场青年，在一些基础问题上能去找到思想线索、和阅读清单，得到一些相关的提示，最终的目的是，让大家都能够自我养成。

　　本文为澎湃号作者或机构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申请澎湃号请用电脑访问。